为了让大伙儿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特地从《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摘录当年共产党的经典忽悠（俺的网盘上有此书的电子版）。
希望各位网友能看清党的虚伪面目，不要再被它洗脑了。
（注：下面提到的《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的前身）
★看看当年的共产党是如何鼓吹“民主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
（摘自《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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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自己认真检讨，究竟已否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得够不够？没有实行，就应该立刻实行；实行得不够，就该力求其够。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这是应该十分戒惧，十分警惕的。
（摘自《民主第一》，《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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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摘自《一切光荣归于民主》，《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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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摘自《民主即科学》，《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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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摘自《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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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
（摘自《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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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中国不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要成为民主的国家。这要求是从人民的切身痛苦中生出来的，也是抗战所迫切需要。只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阿Q，才会一梦醒来，说中国是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想根本掩没人民的要求。
我们再不应该以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
（摘自《强大而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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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则。
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
（摘自《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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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摘自《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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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生命的活力”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摘自《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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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民先生：
现在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实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不是一句空话，是敌后解放区的事实证明了的。军队能否打仗，顶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在敌后解放区有一句流行的话：“军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是寸步难行的，更不用说和敌人作战了。要老百姓和军队合作，当然得使老百姓享有民主自由。所以，实行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没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饰的花样而已。而且，我们还得当心，有人会用好东西去做坏事情的呵!
（摘自《答读者问》，《新华日报》1945年2月12日）
★看看当年的共产党是如何【反对】“一党专政”的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
（摘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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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摘自《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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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董必武选集》第110~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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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摘自《是不是代用品呢？》，《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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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象国民党那样，由一个党的少数人来包办政府，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
（摘自《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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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年毛泽东同志在一篇文章上说：
“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既统一战线的政权。”
（摘自《 三三制的实质：政权共享》，《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看看当年的共产党是如何鼓吹“言论自由”的
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摘自《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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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就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摘自《言论自由与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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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摘自《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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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社会中，从事新闻工作，首先你就得确定自己真正为人民服务、抑是为统治者服务。所谓“喉舌”，本质上就有两种：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统治者的喉舌。
作人民的喉舌，当然你就没有自由可言，随时可以被打、入集中营、上断头台，或者“失踪”！有的，只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换取精神的自由，你就得准备付出你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换。
（摘自《要为真理而斗争》，《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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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出版法：一、保障以及发扬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残以及毁灭文明之出版法。我们中国需要哪一种？我们中国要不要走上文明国之大道，与其他文明国一起，在世界舞台上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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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
（摘自《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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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
（摘自《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的演说词）
★看看当年的共产党是如何【力挺】“学生运动”的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摘自《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谈话” 196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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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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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
（摘自《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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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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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摘自《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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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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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摘自《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新华日报》1946年2月6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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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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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
（摘自《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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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
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么？
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摘自《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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